湖南同志

同性恋、红灯区和自行车的国度

荷兰是全球首个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国家,淡蓝网CEO耿乐也因此选择在这里发布Blued同志交友软件的国际版。但这不是荷兰的全部。她是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却看不到车水马龙,是个自行车上的国家;她包容开放,却又维护传统。只有漫步其中,才能发现她鲜为人知的另一面。

当美国数州为大麻法案互相叫板,当中国知识分子讨论“Xing交易合法化”时,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早以其自由包容的气氛闻名于世。当人们漫步其中,试图触摸自由包容的遗传基因时,却在阿姆斯特丹人务实、审慎的另一面性格中找到了答案。

作为著名古都,阿姆斯特丹最大程度地保留了历史风貌——数世纪前开凿的运河总长度超过100公里,1500座桥梁贯穿于层层叠叠的河网中,没有被特别标识的建筑,因为每一座建筑都历史悠久。时光倒回至二战后,百废待兴的阿姆斯特丹彼时也经历着“大建设”,一如现在的中国城市——道路需要拓宽,增长的人口需要更多住宅,于是老房子大多遭到拆除。老建筑的拆除激怒了相当一部分市民,最终引发了“新广场骚乱”。后来,市民门的示威收到了效果,街道的拆除扩建被终止,只有地铁被允许建成。在这一时期,大量旨在恢复城市中心风貌的私人机构建立起来。如今,他们的工作仍在延续。图为1968年,阿姆斯特丹爆发的“新广场骚乱”。

重商务实的阿姆斯特丹人并非死守传统,而是在保护建筑原貌的基础上最大化利用。随意走进街头一扇不那么起眼的门,你会发现收集有世界各地珍藏的古董店;或者正展出日本情色摄影大师荒木经惟作品的画廊;又或者,你会发现图中这家Pop-up shop(又名短期店面,通常只设置一段特定的时间,就会整个改换主题,或甚至完全拆除)。这间为期六个月的短期店面开在18世纪风格的Felix Meritis建筑内,展示了荷兰设计杂志Frame的产品。设计团队运用了大量的镜面平台,使得整个展示空间非常超现实,同时镜面又凸显了空间感,强调了原有的古典特质。图为Felix Meritis建筑内的短期店面。

荷兰是世界上首个同性婚姻合法化国家,而阿姆斯特丹则在欧洲地区的同性恋人群中具有非常重要的象征意义。耿乐于2014年夏天第一次来到这里,参加了盛大的“同性恋骄傲周”活动;2015年2月6日,是他来到阿姆斯特丹的第二次,这一次,他带着中国影像力最大的同志社交软件Blued召开新闻发布会,正式发布国际版本,成为中国首个进军海外市场的同志社交软件。在与朋友荷兰在线的萨尔先生聊起同性恋话题时,萨尔说:“阿姆斯特丹不是天堂,人们对同性恋的接受其实是分很多层面的。”而耿乐的梦想是将Blued打造成为全球领先的社交产品,用商业推动社会的进步。图为Blued CEO耿乐在阿姆斯特丹。

作为最古老的资本主义国家首都,阿姆斯特丹却被称为自行车之都——在这里,70%的出行都是由自行车进行的。但在上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汽车风靡。像许多的欧洲城市一样,阿姆斯特丹的马路变得越来越拥挤,自行车被挤到了路边。汽车数量的剧增,导致了越来越多的人死在了公路上。在1971年,3000多人死于车轮之下,其中有450名是儿童。于是,一场名为“停止谋杀儿童”的运动开展了起来——人们抗议要求为孩子们提供更加安全的骑车环境。不久,中东石油危机也动摇了荷兰人对于汽车的依赖。图为70年代,阿姆斯特丹市民发起的“停止谋杀儿童”运动。

自此,荷兰政府开始改善自行车设施,城市规划人开始偏离以汽车为中心的公路建设政策。为了使自行车骑行更加安全舒适,阿姆斯特丹建立了一个庞大的自行车专用道网络,路面足够宽敞,且能够允许并排骑行和超车。图为1997年6月,阿姆斯特丹召开欧盟峰会,国家元首们在街头骑行。从左至右分别是时任奥地利总理克利马、时任法国总统希拉克,背后为时任英国首相布莱尔、时任比利时总理让·吕克·德、时任西班牙首相阿斯纳尔。

作为阿姆斯特丹最名声在外的产业,ji院与红灯区的每一次发展和限制背后实际上都是反思与抗争。1999年,妓院合法化议案通过时,管理者的想法是:合法化有利于集中管理,也有利于减少社会问题,同时控制性病和爱滋病的蔓延。而2007年至2008年红灯区遭整改,则是因为许多色情场所被黑社会控制,贩毒和人口走私活动猖獗,影响了城市面貌和声誉。图为2007年,性从业者Mariska Majoor为了抗议整改方案,向普通游客免费开放参观,以提升这一区域的声誉。

小鸭是阿姆斯特丹大学校园众多学生里最形色匆匆的一个——工作数年的她半年前从北京来到阿姆斯特丹,开始了比在国内更忙碌的留学生活。“欧盟国家的学生来这儿读书一年只需要付2千欧,而我要付的学费是他们的十倍,可不敢延长毕业。”小鸭精力充沛,被朋友称为“女超人”,她可以在通宵写论文后去看个画展再听个免费的歌剧。“我喜欢这里的文化,喜欢这样忙碌的自己,就连荷兰的橙色也喜欢!”图为阿姆斯特丹梵高博物馆,小鸭穿着最喜欢的橙色。

本地人Nanda则过着一种中国人最不能理解的生活——四十岁,没有固定工作,有一个一周见一次的男友,有着爽朗笑声和丰富表情。问她有什么职业规划,她说:“职业规划,我对这不感兴趣。”问她为什么不结婚生孩子,她一脸嫌弃:“那可真不是我想要的生活。”但Nanda对阿姆斯特丹的自由和开放很有自己的看法——“自由、男女平等概念对于这个国家来说是都是新东西。”她还记得自己考大学时乡下祖父鄙视的神情——“女人读那么多书干什么,老实结婚生孩子才是正事。”Nanda享受着在阿姆斯特丹的惬意生活,同时也保持着警惕——她对社会进步的不易有切身的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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